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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7月，前CEO帕特·盖尔辛格（Pat Gelsinger）做客All-In Podcast，与主持人杰森（Jason）展开了一场长达近一小时的坦诚对话。
从PC时代的芯片霸主，到被、台积电远远甩开，英特尔这十多年到底走错了哪几步棋？前CEO帕特·盖尔辛格用34年的亲身经历毫不避讳地指出了英特尔“脱轨”的根本原因：让财务人掌舵、用千亿回购替代工厂投资、错过iPhone和AI芯片浪潮——这场反思，扒开的不仅是一家巨头的技术误判，更是整个硅谷都在回避的深层问题：当资本回报绑架了技术决策，代价究竟有多大？
本文基于All-In Podcast 2026年7月访谈实录编译，保留原意，但因语言转换及篇幅调整，可能与原始对话在表述上存在细微出入，略有删节和整理,特此说明。
英特尔曾经做对了什么：技术基因与长期主义
盖尔辛格回忆，他年轻时加入的英特尔，是由一批“专业的技术专家”领导的——安迪·格鲁夫、戈登·摩尔、鲍勃·诺伊斯，这些人不仅是商业领袖，更是工程师中的工程师。他第一次进入高管团队时，“20个人里有15个是博士”。
这种技术基因让英特尔敢于做长期、重资产的投资。建造一座芯片工厂、采购EUV光刻机，这些决策在财务报表上可能十年才能回本，但技术领导者能看清其中的战略价值。正是这种远见，让英特尔在PC时代建立起“Intel Inside”的统治地位。
同时，英特尔信奉“持续改进”的理念。盖尔辛格对比英伟达的成功时指出，并非一夜暴富，而是“每代产品都变得更好一点”，从图形卡逐步进化成通用计算平台。英特尔早年也正是靠这种“摩尔定律式”的节奏称霸市场。
英特尔做错了什么：五大战略失误
当主持人问“做错了什么”时，盖尔辛格毫不留情给出了清单：
失误一：让“财务人员”而非“技术人员”掌舵
盖尔辛格直言，英特尔“脱轨”的起点，是公司开始由“生意人”而非“技术人”运营。在他2021年回归时，他是“15年来第一位技术背景的CEO”。此前的几位CEO——欧德宁、科再奇、斯旺——要么来自商业部门，要么是财务背景。
“当你做那些影响数十亿美元的核心技术决策时，你不能通过电子表格来做。除非技术趋势本身让投资变得合理，否则那注定是笔烂账。”
他举例说，伟大科技公司如微软的纳德拉、谷歌的皮查伊，即便不是创始人，也都是“深具技术素养的领导者”。而英特尔在非技术领导者的领导下，决策变成了“算账”，而非“看未来”。
失误二：用1000亿美元回购股票，而非投资制造能力
盖尔辛格披露，在他回归前的五六年里，英特尔通过股息和股票回购向股东返还了约1000亿美元。
而当他2021年接手时，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家已经整整十年没有新建晶圆厂的芯片公司——甚至连一台EUV光刻机都没买过。
“如果这些钱能留在资产负债表上，我们本可以做很多事——比如为iPhone造芯片（英特尔曾拒绝苹果），或者提前布局代工业务。”
他尖锐地指出，把巨额资金用于短期股东回报，而放弃对未来制造的投入，是英特尔的“财务短视”之痛。
失误三：轻视英伟达的GPU和CUDA生态
在英特尔CPU最辉煌的年代，公司上下“瞧不起黄仁勋的那些图形卡”，认为它们只是“游戏玩家的玩具”。但英伟达持续构建CUDA软件栈、SIMT编程模型，让GPU变成通用计算平台。当日本HPC团队开始用显卡做高性能计算时，转折点已经到来。
盖尔辛格透露，英特尔内部其实有过类似项目——Larrabee，试图用x86架构做同样的通用计算。但“我第一次离开英特尔后一周，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”。
“如果当时坚持下来，世界会大不相同。”
失误四：错过iPhone芯片和移动时代
2006年，英特尔拒绝了为初代iPhone开发芯片的请求，理由是价格和产量不合算。结果苹果转向ARM，开启了移动计算时代，而英特尔被彻底甩下。
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史蒂夫·乔布斯早在与英特尔合作Mac芯片时，就已秘密将macOS移植到x86架构“四个版本之久”。当英特尔还在为赢得Mac订单而自豪时，乔布斯已经在为“摆脱英特尔”做准备了。盖尔辛格回忆：“史蒂夫说，‘我已经为x86移植了四个版本，我觉得我们搞得定。’”苹果自研芯片的种子就此埋下，最终催生了M系列芯片，彻底抛弃了英特尔。
2020年11月10日，苹果正式发布了首款专为Mac打造的M1自研芯片。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5纳米制程，封装了160亿个晶体管。性能上，M1的CPU速度比前代最高提升3.5倍，图形处理速度最高提升6倍，续航从约10小时跃升至18小时。更关键的是，在同性能下，M1的功耗仅有英特尔芯片的四分之一。
M1的问世，宣告了苹果与英特尔长达15年的合作正式画上句号。路透社当时评价：“这款名为'M1'的新芯片标志着苹果Mac电脑脱离对英特尔技术近15年的依赖。
失误五：忽视代工模式，被台积电颠覆
英特尔长期坚持“IDM”（集成设计与制造）模式，只为自己做芯片，从未想过将工厂开放给第三方。而台积电（TSMC）从一开始就定位为“纯代工厂”，“不管谁的设计，我都帮你制造”。当盖尔辛格2021年回归时，台积电的晶圆产量已是英特尔的5倍。
“这个行业已经变了——大家要的是海量晶圆、多样化的设计，以及标准化的EDA工具。而英特尔还在闭门造车。”
2021年重回CEO岗位后，盖尔辛格启动了“IDM 2.0”战略，核心就是让英特尔也成为代工厂，并向外部客户开放制造能力。他还积极推动《芯片与科学法案》（CHIPS Act），争取美国政府资金，在美国本土新建晶圆厂。
他透露，美国在先进制程的全球占比已从2021年的12%提升到现在的18%，“虽然离50%还差得远，但方向是对的”。英特尔自己的代工业务也开始起步，台积电在美国的工厂也已投产。
关于当前AI基建热潮，盖尔辛格认为泡沫不会过度膨胀，因为存在一个天然“上限”——能源供应。全球能源增速仅4-5%，美国过去十年只有1%，没有电，就无法建数据中心、买GPU。
但他坚信，AI的长期价值是“近乎无限的”。每多一个智能token，就能优化供应链、金融、物流，甚至解决劳动力短缺。他提出目标：“把AI的成本和能耗降低一万倍”，实现杰文斯悖论（更便宜、更高效的资源反而带来更多需求）。
“未来两三个十年，将是技术人员的黄金时代。我们会解决化学、语言、新材料、癌症，让数十亿人脱贫。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代了。”
盖尔辛格还预言，量子计算将在2030年前产生“有意义的结果”。目前已有四五种量子模态（离子阱、光子、自旋等）证明有效，纠错技术也已突破，剩下的只是“工程规模”问题。他本人投资了一家量子公司（SI Quantum），并认为量子、AI与经典计算三者融合，将开启新一轮革命。
盖尔辛格的复盘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：科技公司必须由懂技术的人领导。当“财务逻辑”取代“技术逻辑”，当短期股东回报压倒长期制造能力建设，一家曾经伟大的公司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时代抛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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